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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文學》:新中國文學的領潮者和發現者

核心提示: 作為領潮者,《人民文學》必須高瞻遠矚,對新生力量的發掘是用文學預見編織未來文學圖景,而且對于中國文壇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義。

新中國文學的領潮者和發現者

文 | 黃發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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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作協主辦的《人民文學》創刊于1949年10月,毛澤東專門為《人民文學》創刊題詞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。刊名經毛澤東提議由郭沫若題寫,1976年復刊后的刊名題字在征求毛澤東的同意后,從其1962年給《人民文學》主編的信件中集字而成。《人民文學》的歷任主編為茅盾、邵荃麟、嚴文井、張天翼、袁水拍、張光年、李季、王蒙、劉心武、劉白羽、程樹榛、韓作榮、李敬澤、施戰軍。《人民文學》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關鍵的文藝陣地,是文學發展的風向標,負責對作家提出創作上應該遵循的思想方針與藝術路線,對作家創作的基本立場、題材范圍、表現對象、風格類型、審美形式進行引導與規范。《人民文學》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領潮者,在文學潮流的形成與更迭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。《人民文學》既是期刊樣板和規則制定者,又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和更重要的使命——出人才出精品,推動文學持續的繁榮。

在中國當代的文學格局中,中國作家協會對文學秩序的生成與維護發揮著重要的組織作用,省市級文學期刊幾乎都是仿照《人民文學》的辦刊路線。作為同時具備組織、引導功能和權威性的機關刊物,《人民文學》從創刊以來其總體定位為發表藝術精湛、技巧嫻熟的優秀作品的高端平臺,代表中國文學發展的最高水準。只要翻閱70年的《人民文學》,不難發現這本刊物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濃縮版,那些具有標桿意義的杰作和先聲奪人的領潮之作薈萃其中,珠玉滿盤,令人目不暇接。

20世紀50年代,蕭也牧的《我們夫婦之間》對日常生活的關注,在審美上別具一格;趙樹理的《三里灣》和周立波的《山鄉巨變》對“中間人物”的塑造,提供了新的美學范式;蒙古族英雄史詩《嘎達梅林》、撒尼族長詩《阿詩瑪》從多民族文化的寶庫中開掘出具有持久魅力的文學寶藏;還有路翎的《洼地上的“戰役”》和孫犁的《鐵木前傳》,其中鮮活的人物至今閃爍著人性的光輝。60年代,馮至的《白發生黑絲》、陳翔鶴的《陶淵明寫挽歌》《廣陵散》、汪曾祺的《羊舍一夕》、西戎的《賴大嫂》等作品,從不同向度回應現實,推開了一扇扇穿越時空的精神之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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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時期初期是《人民文學》的爆發期,激情燃燒,用文學想象點燃思想的火炬,點燃報國的情懷。劉心武的《班主任》是新時期文學的報春花,蔣子龍的《喬廠長上任記》是改革文學的破冰船,徐遲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是標舉科學精神的燈塔,徐懷中的《西線軼事》重塑了軍事文學和戰爭想象,高曉聲的《陳奐生上城》對城鄉關系進行敏銳的觀察與睿智的沉思,茹志鵑《剪輯錯了的故事》以憂傷的詼諧反思社會的浮沉與人性的異化,還有周立波的《湘江一夜》、張弦的《記憶》、何士光的《種包谷的老人》和《鄉場上》、王蒙的《春之聲》、李國文的《月食》、從維熙的《雪落黃河靜無聲》、汪曾祺的《故里三陳》、陸文夫的《圍墻》……這簡直是流轉不息的精神盛宴!這些在文學史教科書中和大學課堂上經常被討論的作品,組隊從《人民文學》的平臺走入讀者的內心,匯入時代的濤聲。

進入80年代中期,諶容的《減去十歲》、林斤瀾的《矮凳橋傳奇》、張煒的《一潭清水》、賈平凹的《黑氏》各領風騷,韓少功的《爸爸爸》、阿城的《孩子王》、李銳的《厚土》、鄭萬隆的《老馬》等作品為“尋根文學”開山筑路,劉索拉的《你別無選擇》、徐星的《無主題變奏》、劉西鴻的《你不可改變我》、孫甘露的《我是少年酒壇子》、殘雪《山上的小屋》、莫言的《紅高粱》《歡樂》和《爆炸》、余華的《鮮血梅花》、格非的《風琴》等作品為“先鋒文學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,劉震云的《塔鋪》《官場》和方方的《白霧》是“新寫實小說”的重點作品。在魯迅文學獎設立以后,不妨來看看《人民文學》首發的獲獎作品:第一屆——阿成《趙一曼女士》、陳世旭《鎮長之死》、何申《年前年后》、李國文《涅槃》,第二屆——石舒清《清水里的刀子》和鬼子《被雨淋濕的河》,第三屆——畢飛宇《玉米》、孫慧芬《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》、魏微《大老鄭的女人》、王光明和姜良綱《中國有座魯西監獄》,第四屆——田耳《一個人張燈結彩》、葛水平《喊山》、郭文斌《吉祥如意》,第五屆——王十月《國家訂單》,第六屆——滕肖瀾《美麗的日子》,第七屆——肖江虹《儺面》、弋舟《出警的日子》。當然,還有更多沒能獲獎的佳作,如群星錯落,閃爍七彩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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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文學》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中短篇小說重鎮,受篇幅限制,長時期只能對長篇小說割愛。《人民文學》曾經以節選的形式發表過趙樹理的《三里灣》、周立波的《山鄉巨變》、老舍的《正紅旗下》、茅盾的《鍛煉》、鄧一光的《天堂》等長篇小說,直到2007年第10期才首次完整刊發第一部長篇小說——麥家的《風聲》,此后依然是優中選優,推出的長篇小說數量極少。以2010年為例,發表的長篇小說僅有劉震云的《一句頂一萬句》、張翎的《金山》、劉亮程的《鑿空》、陳河的《沙撈越戰事》、郭敬明的《小時代2.0之虛銅時代》,而且大部分是節選,完整刊發的每年往往只有兩部左右。令人驚嘆的是,《人民文學》首發的長篇小說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有劉震云的《一句頂一萬句》、畢飛宇的《推拿》、李佩甫的《生命冊》、徐懷中的《牽風記》、陳彥《主角》。2019年獲得全國“五個一工程”獎的有趙德發的《經山海》和陳毅達的《海邊春秋》。長期的短板如今不斷出彩,已然有領軍風范,顯示出《人民文學》的深厚底蘊與強勁實力。在詩歌文體方面,隨手翻閱,就能看到艾青的《光的贊歌》、邵燕祥的《中國的汽車呼喚高速公路》、鄭敏的《秋的組曲》、葉延濱的《黃土謠》、北島的《宣告》《自昨天起》、顧城的《給安徒生》、楊煉的《飛天》、海子的《麥地與詩人》、昌耀的《青銅之美》、章德益的《西部詩稿》、于堅的《事件與聲音》、翟永明的《靜安莊》、西川的《虛構的家譜》、張棗的《空白練習曲》、歐陽江河《最后的幻象》等,這些詩作與時代進程同頻共振,為我們保留了中華民族心史的圖譜和作家個體情感的琥珀。至于散文,茅盾、沈從文、巴金、豐子愷、冰心、蕭軍、鄭振鐸、李健吾、秦牧、袁鷹、周瘦鵑、范煙橋、孫犁、梁衡、周濤、余秋雨、王充閭、葦岸、祝勇、龐培、劉亮程、周曉楓、李娟等作家不同時期的作品,既顯示了編者的包容,又顯示了不同世代變化的文心與不老的真誠。還有老舍、郭沫若、曹禺、夏衍、陳白塵等作家的劇本以及何直(秦兆陽)的論文《現實主義——廣闊的道路》,都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,余響裊裊不絕。1978年,《人民文學》刊發了新時期第一篇科學幻想小說——童恩正的《珊瑚島上的死光》,這個新穎的小說類型如同初生嬰兒的第一聲啼哭,向“科學的春天”獻禮。2010年第2期,《人民文學》開設“非虛構”欄目,和50年代的“特寫”遙相呼應,敏銳地把握了涌動于現實地層之下的審美潛流,以此“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”,發掘“這其中潛藏著巨大的、新的可能性”。

多種文體爭奇斗艷,全面開花,這種景觀是《人民文學》超群出眾的獨家本領,延續了在“百花時代”奠定的特色。“百花文學”的大多數代表性作品都刊發于《人民文學》。“百花文學”幾乎覆蓋了所有文類,小說、特寫、詩歌、雜文、話劇、評論等多種文體都涌現了特色鮮明的佳作。各種文體形成內在呼應,從不同角度關注現實問題,都以現實主義精神為內在靈魂,又能夠發揮不同文體各自的優勢,相映生輝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百花時代”《人民文學》封面百花爭艷的系列圖案,在某種意義上成了“百花文學”的一種精神象征。事實上,《人民文學》正是新中國文壇上最為奪目的一座文學花園,其中展示的文類風格、語言方式、主體選擇,都濃縮了各個時期的文學精華。

《人民文學》不僅是領潮者,還是文學新生力量的持續發現者。茅盾在《創刊詞》中就對文學普及和人才培養功能有專門的闡述:“積極幫助并指導全國各地區群眾文學活動,使新的文學在工廠、農村、部隊中更普遍更深入的開展,并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。”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而言,文學期刊對潛存的文學可能性的發現,比追捧名家力作具有更加值得稱道的文學史意義,發現文學的新生力量是編輯工作的創造性的集中體現,其前瞻性成為文學波涌不息的活力源泉。《人民文學》從來不缺名家的追捧,編者對此也有清醒的自覺。1985年第3期《編者的話》中有言:“有人譏諷《人民文學》是‘名人文學’,它可能反映了我們工作中的某些不足。我們將努力改進,但這絕非編者的初衷,也不盡符合事實。”正如編者在1994年12期的《江山代有人才出》一文中所言:一家能夠引領文學潮流的文學刊物,應當是“老一代名家青春永駐、迭長新枝的百花園,是創作隊伍主力軍龍騰虎躍、大顯身手的演武場,是文壇新秀初試鋒芒、嶄露頭角的點將臺”。

新時期初期,《人民文學》發表的張承志的《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》、莫伸的《窗口》、王亞平的《神圣的使命》、韓少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、葉蔚林的《藍藍的木蘭溪》、王潤滋的《內當家》、柯云路的《三千萬》、張抗抗的《夏》、北島的《宣告》、顧城的《給安徒生》都是這些文學新人的成名作。從1984年到1986年,中國文學呈現出百舸爭流的新氣象,多種風格的交相輝映打破了齊聲合唱的單調與沉悶,新人輩出的態勢更是激發出文學創造的勃勃生機。這一時期,阿城的《樹樁》和《孩子王》、李杭育的《土地與神》和《草坡上那只風箏》、烏熱爾圖的《墮著露珠的清晨》、梁曉聲的《父親》、張煒的《一潭清水》和《海邊的雪》、張辛欣的《回老家》、蔣子丹的《昨天已經古老》和《今夕是何年》、遲子建的《北極村童話》等,為熱鬧的文壇吹入清涼的新風。賈平凹這一階段發表于《人民文學》的重要作品有《秦腔》《黑氏》《龍卷風》,此前他還發表了《鳥窠》《夜籟》《小城街口的小店》《連理桐》《黃陵柏》,1982年和1983年各發了兩篇,成了《人民文學》重點關注的青年作者。王安憶最早在該刊發表的作品是《從疾駛的車窗前掠過的》(1980年6期),隨后陸續發表了《窗前搭起腳手架》《我愛生活》《麻刀廠春秋》《閣樓》。鐵凝在1982年7期發表了《短歌》,隨后相繼發表《構思》《銀廟》《近的太陽》。這些重要作家大多憑借其具有審美沖擊力的作品,在《人民文學》開放的空間中展示卓爾不群的藝術追求。尤其值得稱道的是,作為“現代派”前衛的劉索拉的《你別無選擇》和徐星的《無主題變奏》,作為先鋒文學代表作的《紅高粱》、殘雪的《山上的小屋》、馬原的《喜瑪拉雅古歌》、洪峰的《生命之流》、孫甘露的《我是少年酒壇子》,顯示出《人民文學》的敏銳眼光和非凡遠見。

在發掘新生代作家時,《人民文學》既重視作品,也力推作家,用跟蹤性的扶持來推動其藝術探索。從1993年到1998年,《人民文學》對新生代作家的推舉具有系列化、規模化、點面結合的特點。韓東、朱文、鬼子、李馮、東西、徐坤、李洱、畢飛宇、邱華棟、丁天、魯羊、 刁斗、紅柯、荊歌、徐小斌、海男頻繁亮相,展示新的靈感、才情和活力。1998年設立的“本期小說新人”欄目推出了部分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,入選“本期新人”的作家有周潔茹、徐莊、艾偉、戴來、魏光焰、石舒清、陳繼明、朱文穎、張弛、謝宏、劉玉棟、李浩、王方晨等,像艾偉的《鄉村電影》、石舒清的《清水里的刀子》、劉玉棟的《我們分到了土地》均出手不凡。2002年新設的“新浪潮”欄目專門推出首次在該刊露面的新人,2002年9期推出重點發表新詩人作品的“詩歌特大號”,2003年又推出年度性的“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”,2005年開始和《南方文壇》聯手推選“年度青年作家、批評家”,2007年11期推出“青年作家特大號”。2017年開設的“90后”欄目陸續推出嶄新的文學面孔和充滿銳氣的新作品。2016年第9期“青年小說展”的頭條作品是肖江虹的《儺面》,編者在“卷首”中流露了執著于發現的熱情與責任感:“本期的‘青年小說展’,顯現了年輕作家表達文心、世相、成長、奇幻等多方位上的多彩多元的藝術能力。我們為他們的創造而感佩,為他們的厚實而欣慰,為他們的才華而點贊,為他們的清新而歡悅,更為他們未來無盡的可能而心懷羨慕和熱望。”正如施戰軍在雜志創刊65周年之際所言:“在老作家蒼天大樹般的蔭庇下,希望開出新的妍麗花朵來。”

可能性與文學的未來視野密切相關,不斷成長的新人是文學保持活力的源泉。作為領潮者,《人民文學》必須高瞻遠矚,對新生力量的發掘是用文學預見編織未來文學圖景,而且對于中國文壇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義。作為發現者,《人民文學》為自身發展注入連綿不息的后勁與藝術潛能,以后浪推動前浪,激活文壇的創造激情與創新活力。艾青在1986年2月為《人民文學》題寫卷首語的時候,有這樣的形象表述:“蠶在吐絲的時候,沒想到會吐出一條絲綢之路。”《人民文學》的編輯確實以吐絲的形式苦心經營,經過幾代人薪火相傳的努力,編織出中國當代文學絢麗而壯觀的歷史長卷。

本文發表于《文藝報》2019年10月23日2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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